薛义：制度、技艺与传承的历史建构和当代转译——从《清代宫廷技艺传承范例研究》谈起

摘要：本文围绕《清代宫廷技艺传承范例研究》展开评述，系统梳理了该书在清代宫廷技艺研究中的学术贡献。作者以内务府造办处为制度支点，通过“档案—实物—田野”三重证据，还原了帝王、官员与工匠三方交织的技艺传承图景，并揭示了制度、技术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多重张力。研究跳出了以器物为主线的传统叙事，引入“故宫文化圈”视角，展示了宫廷与地方在技艺流动中的互动逻辑；同时，将“历史技艺”转译为“活态遗产”，为当下的非遗保护提供了具有历史深度与可操作性的参照。全书兼具制度史厚度与物质文化细度，推动清代宫廷技艺研究由个案考据走向系统建构。

关键词：清代宫廷技艺；造办处；活态传承；故宫文化圈

值故宫博物院百年院庆，《清代宫廷技艺传承范例研究》作为故宫开放课题的重要成果之一，由河北大学杜浩教授研究团队历时三年完成。全书以清代宫廷造办处为切口，系统梳理了宫廷技艺的传承路径、工艺体系与当代意义，在制度史和物质文化史层面实现了突破，并以“活态传承”视角为“故宫学”的纵深拓展提供了新的讨论框架。

一、体系性建构：造办处与宫廷技艺的生成逻辑

近二十年来，以清宫档案、皇家作坊制度和宫廷物质文化为核心的研究路径逐渐形成基础性框架，其共同特点在于以制度性材料为主干，以工艺制品与匠人群体为分析中心，通过揭示生产结构、权力介入与审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重建帝制时期工艺技术的历史逻辑。凡涉及宫廷工艺史之研究，其成败往往不在于器物之精美与否，而在于能否洞见制度之下技艺生成的深层机制，就如扬之水辗转引用“名物似乎只关乎人类的日常生活，无足轻重，而实质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名物无声却又具体而微地说明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承载着诸多文化史、精神史与制度史的意义” 。《清代宫廷技艺传承范例研究》正是在这一学术取向的基础上展开全书结构，其价值不在于简单地补充六类工艺技艺的描述，而在于通过对档案链条、作坊体系、材质网络和技术风格的系统分析，呈现清宫制作体系的内部逻辑与外部张力。全书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体系完备。上篇《总论》聚焦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搭建起宫廷技艺生产的制度史框架，不再局限于器物样式与装饰风格的传统工艺史叙述，而是追问制度根基、空间布局与参与群体的具体构成。

将历史拉长，在制度史视角下的造办处被拆解成康熙年间草创至清末衰歇的五段长镜头。作者聚焦“城—园”双线：紫禁城与圆明园作坊如何并存、怎样接力。这样的空间安排既呼应宫廷随季节迁徙的生活节拍，也映射政务中心的一分为二，让技艺生产在地理上有了伸缩余地。作者更是提醒，造办处兼具“家”与“国”两种角色：既操持皇室日用，又承制礼器、军械、外交赏赐，遂把宫廷手艺嵌进王朝象征体系。

在主体研究方面，本书的观察细致入微。作者结合量化统计与个案分析，指出匠人来源涵盖旗匠、南匠、西洋匠及少数民族匠等，并揭示了他们在宫廷制度中的身份认同与技艺实践。对“南匠”待遇、晋升路径与生活状态的系统考证，为宫廷技艺生态补足了“人” 的维度，弥补了以往研究“见物不见人”的缺憾。

本书提出“帝王—官员—工匠”三方互动的技艺传承生态：帝王作为总设计师兼审美裁判，官员统筹调度，工匠把图纸变成实物。三方通过“样”“稿”等具体媒介，在制度通道里反复磋商，于是形成了清代宫廷技艺特有的生成路径。书中上篇对造办处若干层级的辨析尤其关键，它并未把造办处视作单一行政机构，而是将其置于清代皇室财政、人身依附制度与工艺管理体系的交汇处加以考察。如彭圣芳所言：“在帝王指导下造物设计的技艺探求、归集和整合，既是对知识的收编与改造，也是对交缠在知识中的权力的清理和巩固。” 强调工艺制作不仅是技术劳动，更是与皇权运行节奏紧密相连的政治行为。本书由此得以把工艺形态从审美史的线性叙述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理解清代宫廷制度的一种切入方式。

二、方法论意义：文献与田野互证下的活态传承史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构建了“档案—实物—田野”三重证据体系，体现出高度的学术规范性与创新性。作者以《造办处档案总汇》《活计档》《则例》为核心文献，结合故宫博物院藏实物与现代传承人口述，形成了互证的材料链条。研究范式从“历史技艺”转向“活态遗产”。这种“从档案到工艺，从工艺到生产者”的研究路径，体现出“实践是人与人工制品、器物 / 物体、有机体等的系统性配置，通过这一配置，这些实体相互关联，并兼具身份（即其本质归属）与意义（即其功能指向）” ，强调工艺活动应被视为制度化的物质实践，而非孤立的审美现象。

下篇把珐琅彩、髹漆、宫毯、木作、玛瑙和钟表六项技艺作为个案，搭建了一条连贯的叙事线索。各章顺着技艺的诞生、演进、极盛，再到近现代的起伏与当下的传承，逐一梳理。以宫毯为例，作者先回到元代寻找源头，随后交代它怎样在明清被宫廷吸纳，通过档案描述确认其纹饰设计、尺寸标准、材料来源。又如何在清末民初从宫廷散入市井，最终落脚于当代非遗名录中的生存状况，使这门手艺的完整生命轨迹一目了然。

课题组的田野工作为研究注入了鲜活的学术分量。成员走进当代工艺工厂、非遗工坊，面对面访谈传承人，把几项技艺在当下的真实运作方式逐一记录下来。与李荣魁谈珐琅彩、与马福良聊花丝镶嵌等，不仅填补了民国以后史料的空缺，也让世人看到传统技艺在失去宫廷制度庇护后如何自寻出路、凭借经验与智慧继续生存。通过古今对照的视角，本书得以兼具现实关怀与遗产保护的实践意义。

三、理论根基与在地化实证：“故宫文化圈”视域下的技艺研究

“故宫文化圈”已逐渐成型，其根基可追溯至郑欣淼提出的“故宫学”及随后学界对“大故宫”的呼吁。本书以扎实的个案切入，为这一概念补上了技艺史的细密注脚，也揭示了京津冀——北京“故宫文化圈”的核心地带——内部文化联动的具体机制。

本书的研究实践与“故宫文化圈”理论提出的“地域一体、文化一脉”高度呼应。作者考察珐琅彩、宫毯、木作等技艺的渊源与传承，并未把目光局限在紫禁城内，而是捕捉到它们与京津冀深厚工艺传统的血脉联系。书中对河北作坊、原料渠道和匠作体系的实地梳理，进一步说明宫廷技艺的孕育、演进与精进始终扎根于三地共享的文化土壤之中。所谓宫廷“内廷恭造式样”与地方“外造之气”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往复交流、不断筛选与持续升华中，共同凝聚出清代宫廷工艺的独特气质。

本书把“故宫文化圈”的学术构想落到实处，以技艺为切口，同时承载物质与非物质传统，具体呈现了北京故宫向外扩展，又把周边资源整合进来的全过程。技艺史的视角为这一理论补上了关键一环，也提醒研究者：只有把央地互动与文化交融的复杂网络逐层拆开，才算真正读懂故宫文化。

四、现实观照：从宫廷技艺到当代非遗的传承启示

本书直面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工匠精神”培育的现实议题，与当下的文化实践展开对话。作者梳理珐琅彩、髹漆、宫毯等技艺从宫廷流向民间的传承脉络，指出制度保障一旦缺位，传统工艺在存续危机中如何自我调适。

对匠人主体性的讨论是其理论结构中最具突破性的部分之一。过去相关研究往往在制度史叙述中弱化匠人的能动性，但本书通过大量档案细节证明，匠人既受制于制度，又通过其掌握的专门技术在制度中占据某种不可替代的位置。例如，本书在梳理木作匠人晋升路径时指出，材料分辨、器型比例把控等技术知识往往成为匠人获得制度认可的关键。本书通过清晰呈现匠人在制度中的知识地位，成功将匠人从制度史的边缘拉回制度运作的中心，使工艺活动具备了真实的主体性维度。

书中对匠人待遇、晋升通道与技术身份的梳理，为当下“工匠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可回溯的历史样本。清廷以优厚薪俸招徕“南匠”，并准其入旗授官，这一制度安排显露出宫廷对顶尖手艺人的重视与激励，也为今天非遗传承中的人才机制提供了参照。

通过梳理宫毯、珐琅彩等技艺在清末民初的演变，可见传统工艺一旦脱离原有制度支撑，便分化出多重生存轨迹。宫廷织造体系瓦解后，宫毯技艺借传习所、民间作坊与外贸渠道延续命脉，并在当代依托非遗工坊和大师工作室重新焕发活力。这一历程表明，“活态”不仅指手艺的代代相传，更在于其随环境变化而自我调适的机制，正如孙发成预料到“未来的非遗活态传承，取决于传承人处于何种状态，他们也许是作为肉身而存在，也许是作为人机融合终端而存在”。

从更广的视角看，清代宫廷手艺的承续方式恰好为今日非遗保护中“制度—技艺—人”的三角关系提供了可对照的历史样本。本书指出，这种承续并非帝王单向下旨，而是皇帝、官员与工匠借助“样”“稿”等中介反复磨合的动态过程。这一互动格局提醒，非遗保护若只停留在记录与保存技艺层面，便容易忽略制度情境与传承者能动性之间的持续张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释义》中就非常关注缔约国（及其相关机构）未来与社区、群体及个人的互动方式，进而使遗产保护工作更紧密地纳入以人权为导向的核心框架。非遗保护须尊重社区、群体及个人的主体作用，并确保其在传承中的核心位置。本书以扎实的个案深描，为这一原则贡献了具有本土解释力的历史注脚。

《清代宫廷技艺传承范例研究》把“现实观照”落到实处：它先让历史研究开口与当下对话，再借匠人主体性的再塑、制度与技艺的互馈，以及技艺延续路径的梳理，为今天的非遗保护和“工匠精神”培育提供了既有历史纵深又有可操作性的理论参照。在非遗被不断制度化的当下，要防止技艺沦为橱窗里的标本，就必须唤醒其内在活力。书中提炼的清代经验，对此仍兼具学术分量与实践启示。

五、可深化之处与学术展望

这部体系性著作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仍有若干议题可供后续研究继续开掘，为相关方向提供了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第一，图像叙事在研究方法上仍有拓展空间。技艺研究离不开视觉呈现，现有文献对工艺步骤和器物形制的文字描述已较详尽，若能于再版时系统补入工艺流程分解图、工具结构示意图与材料细部特写，论证的直观度和说服力将随之提升，也有助于技艺史与图像史的进一步交汇。

第二，学界对匠人管理制度的梳理已颇为扎实，却尚未把家族传承、师徒制与宫廷标准化培训三条路径放进同一框架，系统比较它们在技术传递、权力结构与知识控制上的差异。一旦厘清这些类型特征，既能细化传承分类，也能为当下非遗保护提供可回溯的历史坐标。

此外，本书虽在个案研究中涉及珐琅、钟表等跨文化工艺，但若能在全球史视野下将清宫造办处与同时期欧洲、伊斯兰国家宫廷工坊进行并置比较，分析其在技术流动、样式互动与制度响应方面的异同，则有望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容器的艺术史叙事，使清代工艺史真正进入全球物质文明史的话语场。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论述中性别维度仍显薄弱。清代在宫织绣、服饰及部分首饰制作中，后妃、女官与宫女的实际参与度与技艺贡献尚未得到充分发掘。若能引入性别视角，系统梳理清宫女性在技艺网络中的角色、权力与创造性实践，不仅可以补全技艺史的社会图景，也将与当代女性手工艺研究形成有效对话。

六、结语

《清代宫廷技艺传承范例研究》史料扎实，结构分明，方法灵活，是一部颇具分量的专著。它将制度史、社会史与物质文化史交织在一起，为清代宫廷技艺研究开辟了新的解释路径。作者不仅细致梳理造办处的日常运作、匠人网络与帝王意志的相互作用，还通过“故宫文化圈”与“活态传承”两条线索，把原本局限于宫廷内部的技艺史延展至更广阔的地域网络，并与当代实践场景展开直接对话。

此书的面世把清代宫廷技艺研究从零星考据推向体系化建构。它既延续了故宫百年学术脉络，又为当下工艺复兴与非遗保护提供了可依据的历史坐标与理论支点。值故宫百年院庆之际推出，尤显其学术分量与现实关切。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